一国之善士，斯友一国之善士。

[④]惟有站在极高之境地，才有可能向一切人说法。正因为其能够沉淀到身心中去，所以表现为一种由衷的喜悦（说），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才不是一个仅仅外在的被给予的存有，即所与，而是自我通过自修其道、自尽其性而获得的一个成就。

学的更原始的写法，或作，或作左爻右攴。自修自尽是人的自生自成之路，也是人回应天之生人的正道。有安排布置者，皆非自得也。所以远方之友所以与我以不亦乐乎者，莫外于此吧。[19] 段玉裁：《说文解字注》，学条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，第127页。

[52]自得是自得之于己，在生命的内在性中再度发现更新了的自己。我们读《论语》的时候，孔子通过其学习修行而确立了自己的生命进入《论语》，从而进入孔子的未来世代的可能性。[④] 所谓理论上的不足，是说全球伦理这种伦理的（ethic）规范缺乏伦理学（ethics）的基础。

人们总是根据某种原则（义）来建立或选择某种规范（礼）。……从现实层面看，康德的东西太抽象了，不具可操作性……。很多人都对康德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，舍勒提出了质料伦理学，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在这个境遇中也许是道德的，但在另一个境遇中也许就是不道德的。2、探索伦理原则的先验论方法在某种意义上，《宣言》本身也有一种先验色彩：作为宗教的和灵性的人士，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安放在终极实在的基础上，并且在信仰中、在祈祷或冥想中、在语言或静默中，从终极实在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和希望。

显然，原则和规范不是一回事，两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，因此，我们切不可以将规范误认为原则。实际上，规范总是建立在某种原则的基础之上的，其问题结构是：人们为什么要建构或者选择如此这般的一种伦理规范？这种建构或选择的根据是什么？这个根据就是伦理原则，它表现为某种价值判断，而充当对伦理规范进行价值评判的尺度。

[14]《论语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，不论是对家庭、社团、种族、国家和宗教，都是如此。[⑤] 何怀宏：《全球伦理与底线伦理》，见《底线伦理》，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。3、仁→义→礼：伦理精神→伦理原则→伦理规范无论如何，仁爱的伦理精神乃是伦理原则、伦理规范的本源所在。

只有和自己的人性相和谐才是真正的道德。二、经验论原则与先验论原则迄今为止，我们可以看到探索伦理原则的两条进路：经验论进路、先验论进路。[④] 刘述先：《有关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的再反思》。按儒家的看法，礼（规范）是可以损益的，而义（原则）才是普适的。

纳粹德国曾经实行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的社会规范，但这种实行同样不表明这种社会规范的正义。儒家对礼（社会规范）的态度，分为两个层面：（1）在规范伦理学意义上，人们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。

《宣言》指出：尽管不同的宗教和伦理传统对于何为有益，何为无益，何为对，何为错，何为善，何为恶，常常提出彼此十分不同的根据。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更根本层面的问题：追寻伦理规范所赖以成立的伦理原则。

[17] 韩愈：《原道》，见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。以上表明，不论是经验论、还是先验论的进路，都存在问题。[⑨] 邓晓芒：《全球伦理的可能性：金规则的三种模式》，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02年第4期。但是，这里存在着某种分疏。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。但是，如果伦理的基础应该是说的伦理的原则，那么，全球伦理的基础其实还是晦暗不明的：上文已分析过，全球伦理给出的只是伦理规范，而非伦理原则。

就哲学先验论来看，翟振明所认同的就是这种先验进路，他认为：自哲学产生之日起，哲学家们所追寻的就是能够作为道德准则之演绎前提、能区分行为对错的普遍标准。而有一些则是不可制度化的，例如道德规范并没有所谓道德制度。

例如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安排，总是建立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，亦即孟子揭示的这样一种奠基关系：义（正义原则）→ 礼（社会规范）[③]。因此，如果尽可能多的职业领域，例如医生、科学家、商人、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等职业领域提出某些现代的伦理规范，从而为这些具体领域中恼人的难题提供具体的指导的话，我们会感到十分高兴。

西方伦理学有两种传统背景：一是基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理性主义背景的伦理学，发展到今天，它基本上是排斥仁爱情感因素的。人们批评金规则是基于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这个先验设定的，然而批评者恐怕没有意识到，批评者自己所赞同的先验理性，其实也是一种同样性质的设定。

当然，我们并不排除陆象山、王阳明所说的‘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的情况，例如孟子所说的‘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关于前一问题，《宣言》也说：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敦促不同的信仰团体说明它们具体的伦理：例如，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意义，关于苦难的延续和对过错的宽恕，关于无私的牺牲和自制的必要，关于同情与欢乐等等，每一种信仰传统应该说的是什么？它们的说法将会使已经可以看见的全球伦理更加深刻、更加具体。但这是宗教性的进路，而不是哲学先验论的理性的进路。其中缘由在于，所有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：1、金规则本身仅仅是规则，即属于规范（礼）层面、而非原则（义）层面，因此，按儒家原来的意思，金规则本来就不是绝对的。

皇帝和奴才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金规则在当今世界之所以仍然还是一种金的规范，就因为当今世界的共在生活情境——全球化的生活方式：我们共同地感到金规则是无可替代的规范。

据我的研究，儒家伦理学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结构仁→义→礼，它们之间并非平列关系，而是奠基关系。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

因此，正当性原则所要求的乃是：社会规范的建构，应该超越差等之爱，追求一体之仁。但是，儒家伦理学究竟怎么样，则是一个有待重新探讨的课题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：义者，宜也。刘述先由此讨论人们所批评的全球伦理在理论上的不足的问题。[③] 黄玉顺：《孟子正义论新解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09年第5期。金规则是当今世界的一种价值共识。

康德的道德建立在逻辑理性之上，逻辑理性的前提是自由，把逻辑理性建立在自由上并运用于实践就成了自律，这就是道德。这种不要原则，只要规范的做法，看起来是满有道理的，但实际上却未必然，因为这里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：一个是不同伦理体系的原则之间所存在的分歧问题。

全球伦理问题所涉及的问题，实质上就是社会规范的损益问题：面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，所有一切不同文明的社会规范（包括儒家既有的伦理规范）都必须接受损益。而有时却又称之为原则：一切具有伦理信念的人们，不论其信念的基础是不是宗教，都能够认可这种全球伦理所表达的原则。

刘述先就提到，有关‘世界伦理，孔汉思曾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说明，正确的英文表达是‘Global Ethic，而不是‘Global Ethics。其中只有礼是规范的范畴，而义则是原则的范畴，至于仁则是其更加本源的观念。